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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历史悠久，在中医四大经典和历代名医著作中都有记载。大方为中医“七方”之一，最先源于《黄帝内经》，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曰：“治有缓急，方有大小…奇之不去则偶之，是谓重方”。医圣张仲景始创了第一个临床应用大方——21味药组成的薯蓣丸；药王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提出“病轻用药须少，病重用药即多”；明末清初著名医家俞嘉言主张“大病须用大药”……总之，历代医家在使用大方上，相同点是对于大病、重病和难治之病都主张用大方。

大方多用于治疗疑难和复杂疾病。这些疾病一般都具有“多证相兼、多病同患”的难治特性。大方对此采取的是打破常规，通过“集数方为一方，合数法为一法”的遣药处方办法，针对复杂病因病机，治法上多方着手，药物配伍上主次兼顾，从而提高了方剂的疗效和适应范围。对于复杂性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治疗方面，常规处方很难取效或起效很慢时，“大方复治”具有一定的优势和良好效果。

大方决不是杂乱无章的药物堆砌，它是建立在对药性、药效有深入理解，并对病机有整体把握的基础上，有严谨的理、法、方、药构思，而大成的精妙的处方配伍，非大医难以掌握和驾驭。历史上传承下来有很多大方，如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介绍了30多个合方的方法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合方用药多达31味；《千金方》中记载了88个大方；《局方》中收录有很多三四十味甚至五六十味药的处方；近代京城名医施今墨擅用大方，为之赢得了“雍容华贵”的中医界美誉；当代国医大师裘沛然，治疗某些病机表现为气血同病、虚实夹杂、病邪深痼的病证时，常运用大方复治的方法以收到出奇制胜的疗效。

目前，我国中药领域有不少“王牌药”都是大方成药，如“温病三宝”安宫牛黄丸、紫雪丹、至宝丹；风寒湿痹名药大活络丸（50味）、壮骨药酒（130味）、国公酒（32味）；中风偏瘫名药再造丸（58味）、藏药七十味珍珠丸等。正是因为疗效显著，它们享誉百年，历久不衰，成为了深入人心的国药经典。